日治時期殖民現代性問題（0324）

本週老師的講題可分為兩個部分，前半段是以台灣傳統社會的共同體意識、身份認同、及自主性等等為課題，可是說是在日治時期之前台灣社會狀態的一個說明；後半段就正式進入日治時期殖民現代性的問題。

第一部份 殖民現代性之前

延續之前一般性地談國家、社會，以及一些塑造台灣國家認同的問題，今天老師比較具體的從台灣社會、台灣族群形成的過程深入地瞭解。

台灣從1684年到1895年，約有200年的時間是在清代的統治底下，從這時起台灣漸漸變成是華南漢人移民的天下。這段時間與歐洲人移民到美國的時間幾乎一致，儘管後來台灣與新英格蘭的發展有很大的差異，但在最初移民到新殖民地時，兩者在重建生活空間、重建社區的情況有點類似，也就是宗教信仰相當虔誠，這表現在清教徒會蓋教堂而漢人則是蓋廟。

不過在漢人社會中祠堂和廟是雙軌的，祠堂祭祀的是祖先、有共同的血緣關係，但廟則不區隔是否有血緣關係。因此寺廟在傳統台灣社會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原本漢人會區分姓氏、血緣、或是在大陸的祖籍地，可是到後來彰州人也會去拜客家人的三山國王，這在某種程度上顯示出台灣的族群融合。現在一位彰化社頭姓蕭的人已經不會說自己是福建哪裡人，而會說自己是彰化社頭人，亦即他已經漸漸忘記在大陸的祖籍認同，而把其身份轉換為台灣在地的認同，已經「土著化」了。今日台灣的省籍意識為什麼無法解決，可以說因為沒有一種宗教信仰來解決之。

傳統的寺廟與祖先祭祀等，除了扮演族群融合的角色之外，也是社群意識、文化深層、及國家意識的載體。由於過去清朝統治台灣的時候一直不是很認真，國家力量遠遠無法達到台灣，這有利於台灣社會的自主。也因為自主，社區、村落就必須自治，而自治一方面是依靠家族的族長，另一方面是頭人，而頭人使用的空間及模式就是在「廟」裡面。傳統時期的廟具有很多功能，大家都會集中到廟裡討論公共事務，自主地從廟裡選出耆老來主持村莊的事務，形成一種社會組織和政治中心。以前的廟在舉行宗教活動的過程中，同時也在進行文化活動、藝術活動，最典型的就是演戲，如歌仔戲、布袋性、傀儡戲、雜耍等等。以前並沒有文建會、地方文化局之類的單位，可是這些戲團就會因為宗教的關係來演出這說明了傳統與現代一個很大的區別，也就是傳統時期是沒有任何區分的，寺廟就是宗教的、政治的、社會的、文化的，所有的東西都被包了起來，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共同體、就是生活。

從前台灣鄉村中的漢人大都沒受過教育，卻知道很多事情，包括中國歷史、英雄故事、以及所有道德倫理規範，而這些都是從戲劇活動得來的。儘管從前的中國沒有學校、沒有宣傳機器，可是所有人腦中都有一個想像的中國共同體，這就是透過宗教的力量。清朝政府不需要花錢、不需要強迫，所有台灣漢人就由下而上地、自動自發地，將整個中國文化的意識型態內化到自己的認知系統裡面，所以我們才會說傳統中國是一個文化國家，而不是一個政治國家、現代國家。因此儘管台灣在地理上與北京距離很遠，但在思想、意識型態上幾乎是切不開的。

同時間的新英格蘭也與台灣類似，就是沒有國家、沒有外圍的壓力。十七世紀的新英格蘭的生活模式，就是一種社區共同體的生活模式，包括推舉出好幾位長老組成長老會，由他們來認定一位牧師，並組織居民共同建立教堂，而這些長老就是地區上社會、政治、權力、宗教上的中心，這與台灣寺廟的形成是很相像的。但台灣與新英格蘭後來的發展就漸漸不同，台灣後來在日本政府、國民黨政府相繼來台之後有了很大的改變，但新英格蘭則是把這種自主的生活模式一直往上延伸，因此美國的形成在理論上有一個模式，就是從小的村落開始，後來出現鄉鎮、州(state)，最後變成今日的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所以美國後來會成為全世界民主國家的典範，就是這一種從底層慢慢發展、由下而上的一種軌跡，而台灣的歷史發展遺漏了這一段，變成先有中央才有地方，沒有國家就不會有下來的縣市、鄉鎮。所以老師後來才會推動社區營造，因為若要建立台灣的民主制度，就必須從基層的共同體民主(community democracy)開始。

那麼文化藝術領域在台灣的社會發展、政治發展裡面，其軌跡與脈絡是如何？ 其實民間、地方、鄉村都有自己的文化藝術的軌跡與脈絡，甚至是組織與形式，現在卻被定位為「傳統藝術」、「民俗」、「宗教」；而後來現代國家，無論是日本、還是國民政府帶來的卻被當作國家的(imperial)、正統的(official)。一路到今天，在學院裡、文化政策上、在我們的思維上、文化藝術上都是雙軌的，也就是民間做民間的、國家做國家的。如果不是雙軌的，那麼這些村廟的空間、文化藝術活動應該是跟政府的、行政的、國家的整個合在一起。例如台灣原本就有很多文化空間，不管是全國性的、或是地方性的，那就是各地的寺廟，但我們卻將這個傳統的hierarchy置之一旁，去蓋縣市文化中心、兩廳院，如此形成一種雙元的(dualism)系統。這種雙元的現象是台灣一種特殊的情況，因為西方國家不會有傳統與現代之分，西方人不會說古典音樂是傳統的、是民俗的、是地方的，古典音樂就是正統的。但是台灣這種雙元的情況其實是一元的，有一方是被壓抑的、被降格的、甚至被定位為應該要被消除的。

透過文建會、文化中心、文化機構等等，所傳達出來的的東西，與我們的基層社會的文化思維、美學意識是對立的。這種對立的影響是很大的，例如現在的小孩子在受教育的時候，會漸漸形成一種hierarchy的觀念，在國家的、現代的中小學裡面，可能會覺得學鋼琴、小提琴才是好的，而不是去學布袋戲、傳統音樂。在不知不覺中，我們已經做了區隔，甚至最後無法理解到底傳統藝術的無法發展，是它本質上不適合發展？ 還是我們給予它一個定位、限制，才變得如此？ 到底是哪一種情況目前還沒有確定的答案，因為大概沒有人敢說傳統的東西是沒有價值的、是低人一等的。所以台灣文化裡面北部與中南部、城市與鄉村、或是外來的與本土的，這之間的對比、不平等到底是內在的、本質性的？ 還是後來用政治的力量、意識型態的力量、或是東西方差序的格局的定位才變得如此？ 這樣的問題值得我們去批判、去思考。老師認為只有解決這個問題，台灣人才不會有階等分類的危險，因為我們在這塊土地上有自己的文化傳承、有自己的美學傳統。

此外早期剛光復的台灣鄉村還是很封閉的，跟外界的聯繫都要依賴學校，但是學校教育都把鄉村定位為非主流的，不管你對傳統文化有多深厚的情感，在這樣的脈絡裡面、在受教育的過程中，卻有很多氛圍來告訴你忘記這些東西，要你脫離鄉村、脫離這個生活方式。因此被認為是成功、優秀、出類拔萃的人，就意味著他要放棄對故鄉的認同，所以台灣人對於土地、對於傳統的認同一直處於一種矛盾。老師說明這些是想要讓各位瞭解，其實整個台灣的認同、身份、或文化跟其他地方很不一樣，而這是潛藏在台灣的政治、文化、生活的一個底層的輔流。所以瞭解傳統、瞭解地方、瞭解民間對我們來說，並不是一種懷舊的、歷史性的課題，這是一個很當代性的課題，甚至與台灣這塊土地未來處境的文化形式、文化發展、文化內涵的思想有密切的關係。

第二部分 日治時期殖民現代性

老師之前談過國家的形成、族群的認同、現代性的問題等等；也講過傳統中國對自然界的理解，與西方的現代的理解之間有一個落差。之前都是泛泛的談這種落差的情況，現在則是從日本殖民台灣來看。日本可以說是西方文化的代言人，當它進入台灣的時候，把台灣帶到一個跟西方一樣的物質文化的世界觀、以及對客觀世界的認識，而這就是台灣現代性的開啟。

前面提過由於清朝對於台灣的治理一直不夠積極，所以當台灣被割讓給日本之後，台灣人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反應，不像韓國人對殖民的那段時間恨之入骨。這是因為台灣在清朝統治的時候，根本沒有形成一個國家觀念；可是韓國人有自己的皇室、宮廷、政府，而這些都被日本人踐踏在腳下、被日本人剝奪了正統的地位，因此被殖民是一種切身之痛、是一深刻的國仇家恨。可是台灣因為沒有清楚的國家意識，反而不會認為被殖民是非常嚴重的事。

日本開始統治台灣是在1895年，比中華民國建立的1911年還早，雖然只有16年的差距，情況卻非常不同了。日本當時已經是打過好幾場勝仗的強國，因為明治維新促成日本現代化，連著被殖民的台灣在1911年之前都已經被建設的差不多了。這樣的狀況造成日後的問題，也就是說台灣人其實缺乏了中國那一段的經驗，當1895到1911年之間，中國飽受列強的侵略時，台灣已經在另一個國家的體系裡面，台灣人很難從心裡面去分享中國人奮鬥或被欺負、屈辱的心情，也無法體會之後的日本侵華戰爭、五四運動、或是共產黨的崛起、北伐等等。這些成為之後國民黨接管台灣之後很棘手的問題，這些留待之後繼續說明。

今天最主要講的是日本帶來的「現代性」的問題。從一些台北在日治時期的建築，例如台灣博物館，這些建築看起來是西方的而沒有日本的感覺，這代表日本人是把台灣西方化、現代化，把台灣帶入到一個現代的世界，特別是讓台灣人的認知、世界觀產生了變化。例如傳統的中國社會在認識植物的時候，可能是看它能不能做藥草，對人的健康有沒有作用。可是現代西方觀念透過日本所帶入台灣的卻完全顛覆過來，而且改變的非常快。1895年來台的日本植物學者，他們去認識植物不是把它當作藥草，而是為了認識植物而去認識植物，為了認識世界而去認識這個世界。他們採取一種經驗性的、理性的角度，去採集標本、試圖去分類。最後這些資料都被收藏在台灣博物館裡面，台灣博物館是一個自然史博物館的定位，所以裡面有台灣的植物標本、動物標本、礦石標本、以及原住民的文物等等，而西方國家都會有相同類型的博物館。1908年的中國還處在一種傳統儒家思想與現代觀念的抗爭之中，可是台灣一下子就全部翻轉過來了，因此台灣博物館的重要性就在於這樣一個位置。

那麼這些研究台灣動植物的日本學者，可能之前受的也是傳統的教育，所以很有趣的是他們如何從傳統的世界觀走出來，接受現代西方啟蒙理性的世界觀；就像是從中世紀的黑暗時代走出來，重新開始有一個完全不同的定位。在西方的歷史過程中，十七世紀的歐洲有笛卡爾、斯賓諾沙、宗教改革，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十九世紀開始現代化，歐洲人世界觀的變化是歷經了很長一段時間。所以「啟蒙」其實是一個很複雜的過程，跟一個社會、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精神面貌很有關係。比如說台灣博物館對我們的意義是什麼？ 當日本人走了之後留給我們的其實是這種思想的、世界觀的轉變，這種影響才是實質的，日本人帶給我們的東西最後變成我們的一部分，所以我們要瞭解自己就必須去想這個問題。

1895年來台灣的日本學者其實都還是很傳統的，他們卻靠自己的力量啟蒙自己，作為探險家跑到蘭嶼、跑到高山上去研究原住民，而那是非常危險的、可能會有去無回的地方。這些日本人是用自己的生命去追尋這些知識，這些知識可能沒什麼用，但是他們卻認真的想去瞭解原住民的語言、文字、文化，想要做分類。又例如台灣的植物那麼多，這些學者一一去調查、分類，唯一的目的就是為了「知識」，甚至為了追求知識而不顧生命，而這就是一種啟蒙精神。

日本學者的這些事情、這些行為模式，會讓我們想起歐洲在啟蒙時期的生活，那時每個人對什麼事情都很有興趣、對什麼都很想去探討，想要讓人類的知識可以有系統的建構起來。那時人們很喜歡爭論各種事情，所以成立很多學會來交流，常常舉辦演講、座談會，還有很多出版品，而這樣的現象不是出於個人的興趣，而是有一個community，有整個社會來共享這種成就感。而這些來台灣的日本人就有西方人這樣的思想，不管追求學問是為了什麼工具性的目的，只是一股腦兒的投入。所以走入現代性不是僅止於學問本身，而是心態，也就是對於啟蒙、對於人類面對自己的理想有一個認同與內化，不是只有在做學問上、在職業上啟蒙而已。啟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整個狀態，會反映在生活模式、生活經驗上。這與西方早期的思想，尤其是宗教、人生的態度很有關係。也就是可以犧牲自己的生活、犧牲工作、犧牲家庭，而全心全意地投入在知識的探索裡面，甚至不顧生命地去進行探險。相對來講，傳統中國的家族主義很重，父母親為孩子做了全部的決定，甚至是安排婚姻，根本不可能讓孩子冒險去外面追求知識。而西方的個人主義走到後來，是個人與上帝救贖的關係，因此這些人去探險、去追求學問是會有回報的，也許不是很現實的回報，但上帝知道你在做什麼。西方人士對上帝交代，但傳統中國人卻是對家族、對祖先交代。因此一路到今天，儘管中國人在全世界中佔了這麼大一個族群，但對於知識體系、對學問、對文明、對文化的貢獻卻是不對等的，當然這也包括台灣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