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講 能指、所指與再現

TA：范譽莉

結構主義是二十世紀下半最常使用來分析語言、文化與社會的研究方法之一。20世紀初，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所開創的現代結構語言學，為結構主義和符號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至1920~30年代（現代主義的年代），俄國形式主義的雅各布森，再將索緒爾的理論轉到文學詩學的研究；60年代，巴黎成了結構主義思潮的中心，李維史陀把索緒爾的理論和雅各布森的研究納入文化人類學，而羅蘭巴特則藉此發展出系統的結構主義文學批評理論。

結構主義思潮是從現代語言學中引申出來的，是把［語言結構模式］作為經典模式，來對各種文化現象進行結構分析的思想，在語言學的研究系統中，各式各樣的字詞均是代表特定意義的載體，索緒爾把語言的符號（sign）分為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能指/符碼（signifier）指的是載體，所指/符旨（signified）即是載體背後所承載之意義，而其最重要的觀點是索緒爾認為能指和所指之間的關係是在特定的系統中對應的，也是約定俗成的，兩者之間沒有任何必然的和本質的聯繫。

借用了語言學的研究架構，我們也在不同的文化、社會體系中將各種圖像轉換為意義的載體，然而我們身處於當代符號化（code）的生活中，各種意象皆不再僅是我們表面所見到的意義，在不同的文化體系中，能指和所指之間的關係斷裂開，意義的承載不再是絕對的關聯性，而是相對應於其所處的文化體系中，在本課題中，我們透過符號指涉的斷裂性，探討後現代文化場域中符號與意義的解構狀態。

參考書目：

1. 羅蘭巴特Barthes, Roland（1988），《符號學要義》，洪顯勝譯，臺北市：南方叢書。
2. 羅蘭巴特Barthes, Roland（1997），《神話學》，許薔薔、許綺玲譯，臺北市：桂冠。
3. 羅蘭巴特Barthes, Roland（1998），《流行體系I》、《流行體系II》，敖軍譯，臺北市：桂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