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政治(0407)

本週課程是對於台灣文化史的一個回顧，之前曾說過荷蘭、西班牙時期的台灣，接著鄭成功統治、清朝統治，然後就是日本統治，之前也提過日本殖民台灣時帶進來的新的趨勢、西方的思想及其引發的現代性問題。而在1949年國民黨政府來台之後，文化就開始走向國族主義，這時就有許多如國劇、國樂、國畫等國字輩的藝術，都是強調中華民國為主題的民族主義。到了七十年代的時候，台灣一方面籠罩在國族主義之下，另一方面卻也漸漸擺脫國族主義，開始走出另外一條「西化」的路線，稱之為現代主義。一直到當代，比較有後現代的傾向，也就是地方主義、全球化、流行文化、商品文化。從這個角度來看，台灣文化的型態也是很多樣的。老師希望在這整個學期裡面，點點滴滴地給同學們這些印象，讓大家在未來思考問題的時候，有一些概念上的準備。

首先老師從台灣的建築來看文化發展的脈絡，不同時期的建築風格意涵著人們的心態轉變。例如台南孔廟是清代時的建築、是傳統的；台灣博物館代表日本殖民現代性；故宮博物院則是中國的國族主義；而國美館則有現代主義的傾向。以台灣博物館來說，不僅是日治時期裡一個現代性的地標，包括其典藏的內容，例如台灣的動植物、地質、原住民等等，進行一個與傳統時期截然不同的知識性的探索，亦即世界觀的重新建立，這就好像我們從中醫走到西醫，這樣一個型態的轉變。所以台灣博物館從外觀上、從內涵上，都象徵著台灣進入到另一個時代。

在日治時期裡面，日本化與現代化、西化之間是有所矛盾，並有前後期的差別，並不是完全在進行日本化。或許日治初期的日本人也很排斥日本化，因為他們在日本本土就是想擺脫傳統，因此當時受西方教育、有進步思想的日本知識份子就很喜歡到台灣來。從日本人的社會情境來講，來到台灣就好像擺脫了日本傳統的束縛，到了一個新的地方可以發揮一己之長、可以發揮他們對西方文明的想像，並將這些想像運用在台灣，所以早期的台灣可能比日本都還要更加西化、更進步。直到晚期，日本人才因為國族主義、為了強化思想統治，才認為台灣人可以變成日本人。因此日治前後期的矛盾變成為一個問題，當我們在說文化認同、身份認同時，就突顯出日治時期台灣知識份子內心的掙扎，而這些掙扎就表現在許多文學作品中。在這裡是想讓大家瞭解，身份的問題、殖民的問題、現代性的問題、日本的問題、台灣的問題，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有一本書叫《成為日本人》，推薦大家閱讀。

1946年台灣光復，1949年國民黨政府撤退來台，這時便面臨「去日本化」與「再中國化」的問題。因為台灣在日本統治五十年之後，在許多方面已經完全擺脫傳統中國四書五經、孔孟之道等這些核心，而國民黨政府又面臨了一個統治的危機，也就是1949年時國民黨政府失去了在中國大陸的政權，這意味著國民黨也失去了對台灣統治的合法性。這個問題的複雜性在於，有一段時間世界上主要的國家不承認中共，只承認國民黨政府，所以就維持了國民黨政府在台灣的代表性，但是其代表性又不是代表台灣，而是代表整個中國。因此實際的情況與名稱上產生了錯置，國民黨政府實際上不代表整個中國，但名義上卻代表之；因為名義上代表中國，而取得了統治台灣的合法性。也就是說，國民黨在實際上失去對中國的代表性，因此失去對台灣統治的權力。但是戰後日本將台灣歸還給中國，其實是要歸還給當初割讓的清朝，可是因為清朝已經不在了，所以必須還給繼承清朝的政府，而繼承清朝的政府應當是統治大陸政權者，而統治大陸的政權已經在1949年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中華民國了。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蔣介石在那段時間面對國際局勢及國內狀況，都面臨了這個爭論性的議題。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並不是用武力、軍事，而是用文化也就是讓歷經日本統治五十年的台灣人，回過頭來承認自己是中國人，這個事情就解決了。

所以1949年以後，國民黨政府在文化上、教育上都著力很多，甚至是在軍中推動文藝，例如戰鬥文藝，後來更成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委員會，以對抗中共的文化大革命。這些作為好像是在認同到一個大中國，可是如同我們之前所說的，這個大中國其實也是被發明出來的、是想像出來的。因為在大陸、在北京都不見得可以找到這些文化生活的方式。所以台灣稱之為「國樂」的樂種，在大陸並不稱為國樂；我們稱為「國語」的語言，在大陸也不叫國語。英語裡有一個字「super-nationalism」，用超級民族主義來形容這段時間的國民黨政府，在某種意義上可說相當貼切。在這段過程裡面，國民黨政府有兩個目的，先是擺脫日本殖民現代性，尤其是日本文化、日本現代化的身份認同，將這個部分截斷之後接上中國國族主義的脈絡。這就對我們這一代的台灣人產生了一個問題，原本在1895年到1945年之間，台灣的文化藝術領域上有許多人才與作品，但我們卻不知道。

這一種接枝的結果對於後來台灣人的身份認同、文化認同就造成一些問題。以前中國大陸還沒崛起的時候，台灣人都可以宣稱自己是代表中國的，台灣的學者在世界上可以宣稱自己代表中國的文化；可是現在大陸開放了，甚至變成一個大國，中共地位的升起，使得台灣無法再宣稱自己代表中國。所以故宮博物院這一類的文化機構就面臨了問題，所有來參觀故宮的人，不會覺得這些東西是台灣的，而認為那是中華帝國的，也就是1911年以前的中國。從文化研究上來講，當我們針對這些事情進行批判思考的時候，就變得很有意思。我們會去思考對台灣人來說，故宮的存在是要告訴我們什麼，如果是在國民黨政府時代，為了鞏固政治的合法性，它就必須做這種意識型態的教化，但時代已經過去了，到現在故宮無論在政治上、文化上，都變成一個很難定位的東西。比如說台灣的原住民來到故宮的時候，到底故宮要告訴他們什麼，要把他們教育一個什麼樣身份的人，這時故宮這一類的文化機構就被加上一個問號，到底他們扮演的是什麼角色。這是一個很困難的、歷史的問題，無論要不要面對這個問題，台灣還是很自然地在改變，就像之後出現的國美館、北美館與高美館，這三棟建築看起來很相像，但卻很清楚的與日治時代、國民黨政府時代的建築不同，代表了一種現代主義、很制式化的風格，但也逐漸擺脫國族主義的走向。

今日在台灣，已經不需要去對先前的國族主義進行批判、或反省，台灣人很自然地就走出來了，走出台灣自己國家的歷史。例如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如果是在國民黨政府時期，所謂的「傳統藝術」的定位就不一樣；在中國的國族主義底下，這裡面展演的就不會是歌仔戲而是京劇，不是台灣地方的民俗而是整個大中國的各地的民俗。到了現在，台灣也出現很多後現代的建築，例如宜蘭厝、宜蘭礁溪鄉戶政事務所等等，也出現很多零散的、規模小小的博物館。從這段台灣文化史的脈絡，我們可以知道當前的文化課題已經和之前大不相同，我們走向地方化、與產業有關的文化，還有一些新的公民身份認同問題，這些都很值得去思考、去研究。


推薦閱讀：
荊子馨著（2006）。《成為日本人：殖民地台灣與認同政治》（Becoming "Japanese" : Colonial Taiwan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Formation）（鄭力軒譯）。台北市：麥田。（原作2001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