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相關著作(0421)

今天老師在課堂上介紹一些日治時期的相關書籍及其意涵，與之前說過的殖民現代性、啟蒙世界觀等課題相互呼應。

首先是幾本日治時期的日本學者寫的書，例如伊能嘉矩的《平埔族調查旅行》、鳥居龍藏的《探險台灣》、森丑之助的《生番行腳》，這些探險、調查的書說明了日本人來到台灣之後，開始用現代的眼光來看台灣這塊土地，也就是一種比較理性的、啟蒙主義的看法。上述三位日本學者主要在研究台灣的原住民，比較屬於民間的一些學術工作者，他們憑藉著自己的興趣來到台灣研究，甚至是到當時還很危險的山地探險，之後再將成果發表在日本的一些學會雜誌上；反倒是在日本內地學院裡的學者不一定會作這樣的探險調查。老師提到這些，主要是想說明當時的情況就類似於西方的啟蒙時代，並不是完全由體制化的學術機構來從事研究，有許多需要冒險的研究反而是由那些比較邊緣的研究者所達成。而「學會」顯得相當重要，組成學會的會員來自四面八方的研究者，透過學會的書報雜誌公布他們的想法與發現；在當時交通不甚便利的年代，這些學會的出版物是讓學術訊息流通的一個重要方式。這種學術發展的情況對比於清末民初的中國，就顯現出重要的意義，台灣在這段時間就像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的歐洲一樣，正值啟蒙思想的開始。台灣原住民研究的第一階段是由伊能嘉矩等三人所建立，第二階段則是由《台灣百年曙光》作者之一的移川子之藏，於1928年在台北帝國大學（現台灣大學）設立了「土俗人種學講座」（現台大人類學系）之後，由移川和他的助理宮本延人、學生馬淵東一，三人建立了第二階段比較體制化的研究。

《後藤新平傳》的主角則是日治時期的民政局長，由於他曾經留學德國學習公共衛生，來台之後便以衛生學的角度治理台灣。所謂的國家衛生學對台灣而言有兩個意涵，一個是具體的衛生、一個是抽象的衛生。「衛生」是為了讓人的身體強壯、生理機能運作更好，這是具體的衛生；而國家也是一種生物、社會也是一種有機體，為了讓它運作的更好就需要「衛生」，這就是抽象的衛生的一種比喻。日本來到台灣之後，有一個目標就是要讓台灣變得乾淨，但是變得乾淨意味著要接受「規訓」、自我約束。「規訓」不是說不守規矩就要接受上面的處罰，而說要自我規訓，自己管理好自己。早期在說啟蒙、文明的時候，其意涵是說如何成為一個有文明的人，就是生活要有紀律、要勤勞，因此文明的指標就是一種自我規訓的能力。如同之前說過的文明與自然的分別，比如說嬰兒一生出來就是野生的，如果沒有經過教養就不會有紀律，也就是「文化」的過程，透過人為的方式去改變本質、改變自然。因此當我們在說文明程度的高低的時候，通常是在說人為的、人工的部分是否高於自然的部分，文明化也就是遠離野蠻的、自然的狀態，把它改變成我們想像中的美好的部分。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個人是一回事、整體又是另一回事，而整體就是「管理」(management)的問題，所以國家衛生學其實是管理的問題。

日治時期管理的方式主要是透過「警察」(policeman)，與今日的警察意義不同。日治時期的警察代表所有的權力，警察的管理甚至包括個人的衛生；警察等於是一個小地方、小村莊裡面殖民地總督的代理人，執行統治者對於文化、教育、衛生、思想到生活習慣等等的想法，權力很大。這種典型的「警察國家」日後備受批評，而這些觀念就是來自於後藤新平。他為了改善台灣髒亂、不衛生的情況，進行都市計畫、建下水道、透過教育改善人們的生活習慣等等，所以台灣的傳染病很快就消失了。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清末時被割讓的香港與台灣，分別在英國與日本的殖民下，生活與傳統中國有了很大不同。雖然英國的統治方式與日本有些不同，但是都一樣強調紀律、衛生、守法，而且強制性的力量很強。久而久之，被殖民的人們已經內化了這些價值觀，因此當1949年國民黨政府率軍來台的時候，台灣人會發現兩邊的生活的差異，後來也造成許多嚴重的衝突。

而吳政憲的《台灣來電：近代能源開發的故事》，是在描述台灣電力的開發，隨著發電廠的建立，讓台灣很快地進入現代化。董宜秋的《帝國與便所：日治時期台灣便所興建及污物處理 》，從人對於排泄的規範的養成，帶出了人如何控制自己的生理以及衛生的問題。這就是Foucault所說的「治理性」(governmentality)，這不只是在講政府的問題，也是在講每個人都有一個政府的治理的狀態。也就是說，近代世界中國家的治理不是每天透過法律、警察來治理，而是由每個人自己來治理自己，因此治理性意味著最後要把政府的理想、政府的走向文明的概念內化為自己的價值。這之間有一個矛盾，之前我們說文明的指標就是在於人能管理自己，可是當這種治理性過度發展的時候，變成是國家、統治者把他的意識內化到我們的生活裡面；因此同一件事情便有正、反兩面的問題，而該如何調整這種矛盾便相當重要。蔡龍保的《推動時代的巨輪：日治中期的台灣國有鐵路》，雖然是在說鐵路，但也是在說「時間」的觀念，大家為了搭火車必須注意火車時刻表，因此改變了生活的節奏與脈動，變成是由時間在管理我們的生活。

篠原正己的《芝山巖事件の真相》這本書，則是在說日治時期一群以伊澤修二為首的日本教育家，來台灣推動教育工作，後來卻被台灣人所殺，而地點就在芝山巖。關於日治時期的教育也是今日頗為熱門的一個研究課題，到底日本人是用什麼樣的一種態度與方式來教育台灣殖民地的人民，他們是要把台灣人教育成日本人、還是把台灣人教育成台灣人？ 這與殖民者的思想有什麼樣的關係？ 這在當時日治時代便引起一個很大的爭論。而伊澤修二這群人想要把台灣人教育成日本人，這是好是壞？ 如果我們從現在的觀點來說，會覺得當然是不好的；可是回到當時的台灣人來說，其實是很想得到與日本人一樣的地位，若是不想得到與日本人一樣的地位，就得起來革命；在那種現實情況下，為了爭取和日本人一樣的地位的人就必須完全的日本化，包括使用日本的語言、接受日本的意識型態與觀點。不過當時日本的殖民政策本身也有爭議，有一派就主張採取學習英國的方式，不要把殖民地的人變成英國人，不要讓所有的被殖民者學習英文，只有少數的菁英可以學習，而語言本身就代表帝國殖民主義的權威，會說英語代表了一種權力。可是日本的殖民者就出現不同觀點，像伊澤等人認為台灣既然已經是日本的一部分，就應該要讓台灣人變成日本人，讓他們學習日本話；儘管他們知道最後這些被殖民者會起來要求得到與殖民者相同的地位。果不其然，1920年代台灣的知識份子就要求，台灣人要與日本人一樣想有日本憲法的保障、與政治的自主性。

呂紹理的《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則是以博覽會這個課題來探討在殖民體制底下，台灣如何呈現自己，如何在台灣內部、在日本、或是在國際的博覽會上呈現台灣的意象與身份的認同。博覽會可以說是一個論述，透過展示的方式、物件的方式呈現出來；編碼與解碼的過程就更有彈性、更有開放性，並從這個過程中思索如何從視覺上的文化研究，來呈現當時人的幾種文化行為模式。比如說設計這些展示的人如何定位他的觀眾？ 當時的台灣基本上有三層結構，第一層是日本殖民者、第二層是台灣漢人、第三層是台灣原住民，那殖民統治者在台灣內部他要訴說什麼？ 當他到日本去辦一個台灣的展覽的時候，又要訴求什麼、他要讓日本的殖民母國瞭解什麼？ 如果是到歐洲去、到美國去，那麼台灣總督府又想對這些外國人說什麼？ 這三個層次就不太一樣。比如說清末的中國人看到大阪博覽會的展示中，台灣的漢人被展示出來的樣子幾乎就是中國人的樣子，例如男人留辮子、抽鴉片煙等等，他們就覺得很奇怪，這些明明是中國人的東西怎麼變成日本的殖民地的東西。因此這之間就會出現一些矛盾、尷尬的情況，不同的參觀者會有不同的理解，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文化的身份、文化的認同的問題。因此這個展覽是在說文化身份、文化定位，台灣在特殊情況下，不同層次的主事者會有不同的訴求與呈現方式。例如台灣總督府到日本作展覽的時候，他就很想讓日本人知道總督府在台灣的統治有多成功、台灣的進步有多快，可是實際上日本人對於原住民、對於台灣的奇風異俗、對於台灣的茶葉比較有興趣，而不是總督府將台灣現代化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