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老師在課堂上介紹一些日治時期的相關書籍及其意涵，與之前說過的殖民現代性、啟蒙世界觀等課題相互呼應。
首先是幾本日治時期的日本學者寫的書，例如伊能嘉矩的《平埔族調查旅行》、鳥居龍藏的《探險台灣》、森丑之助的《生番行腳》，這些探險、調查的書說明了日本人來到台灣之後，開始用現代的眼光來看台灣這塊土地，也就是一種比較理性的、啟蒙主義的看法。上述三位日本學者主要在研究台灣的原住民，比較屬於民間的一些學術工作者，他們憑藉著自己的興趣來到台灣研究，甚至是到當時還很危險的山地探險，之後再將成果發表在日本的一些學會雜誌上；反倒是在日本內地學院裡的學者不一定會作這樣的探險調查。老師提到這些，主要是想說明當時的情況就類似於西方的啟蒙時代，並不是完全由體制化的學術機構來從事研究，有許多需要冒險的研究反而是由那些比較邊緣的研究者所達成。而「學會」顯得相當重要，組成學會的會員來自四面八方的研究者，透過學會的書報雜誌公布他們的想法與發現；在當時交通不甚便利的年代，這些學會的出版物是讓學術訊息流通的一個重要方式。這種學術發展的情況對比於清末民初的中國，就顯現出重要的意義，台灣在這段時間就像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的歐洲一樣，正值啟蒙思想的開始。台灣原住民研究的第一階段是由伊能嘉矩等三人所建立，第二階段則是由《台灣百年曙光》作者之一的移川子之藏，於1928年在台北帝國大學（現台灣大學）設立了「土俗人種學講座」（現台大人類學系）之後，由移川和他的助理宮本延人、學生馬淵東一，三人建立了第二階段比較體制化的研究。
《後藤新平傳》的主角則是日治時期的民政局長，由於他曾經留學德國學習公共衛生，來台之後便以衛生學的角度治理台灣。所謂的國家衛生學對台灣而言有兩個意涵，一個是具體的衛生、一個是抽象的衛生。「衛生」是為了讓人的身體強壯、生理機能運作更好，這是具體的衛生；而國家也是一種生物、社會也是一種有機體，為了讓它運作的更好就需要「衛生」，這就是抽象的衛生的一種比喻。日本來到台灣之後，有一個目標就是要讓台灣變得乾淨，但是變得乾淨意味著要接受「規訓」、自我約束。「規訓」不是說不守規矩就要接受上面的處罰，而說要自我規訓，自己管理好自己。早期在說啟蒙、文明的時候，其意涵是說如何成為一個有文明的人，就是生活要有紀律、要勤勞，因此文明的指標就是一種自我規訓的能力。如同之前說過的文明與自然的分別，比如說嬰兒一生出來就是野生的，如果沒有經過教養就不會有紀律，也就是「文化」的過程，透過人為的方式去改變本質、改變自然。因此當我們在說文明程度的高低的時候，通常是在說人為的、人工的部分是否高於自然的部分，文明化也就是遠離野蠻的、自然的狀態，把它改變成我們想像中的美好的部分。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個人是一回事、整體又是另一回事，而整體就是「管理」(management)的問題，所以國家衛生學其實是管理的問題。
日治時期管理的方式主要是透過「警察」(policeman)，與今日的警察意義不同。日治時期的警察代表所有的權力，警察的管理甚至包括個人的衛生；警察等於是一個小地方、小村莊裡面殖民地總督的代理人，執行統治者對於文化、教育、衛生、思想到生活習慣等等的想法，權力很大。這種典型的「警察國家」日後備受批評，而這些觀念就是來自於後藤新平。他為了改善台灣髒亂、不衛生的情況，進行都市計畫、建下水道、透過教育改善人們的生活習慣等等，所以台灣的傳染病很快就消失了。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清末時被割讓的香港與台灣，分別在英國與日本的殖民下，生活與傳統中國有了很大不同。雖然英國的統治方式與日本有些不同，但是都一樣強調紀律、衛生、守法，而且強制性的力量很強。久而久之，被殖民的人們已經內化了這些價值觀，因此當1949年國民黨政府率軍來台的時候，台灣人會發現兩邊的生活的差異，後來也造成許多嚴重的衝突。
而吳政憲的《台灣來電：近代能源開發的故事》，是在描述台灣電力的開發，隨著發電廠的建立，讓台灣很快地進入現代化。董宜秋的《帝國與便所：日治時期台灣便所興建及污物處理 》，從人對於排泄的規範的養成，帶出了人如何控制自己的生理以及衛生的問題。這就是Foucault所說的「治理性」(governmentality)，這不只是在講政府的問題，也是在講每個人都有一個政府的治理的狀態。也就是說，近代世界中國家的治理不是每天透過法律、警察來治理，而是由每個人自己來治理自己，因此治理性意味著最後要把政府的理想、政府的走向文明的概念內化為自己的價值。這之間有一個矛盾，之前我們說文明的指標就是在於人能管理自己，可是當這種治理性過度發展的時候，變成是國家、統治者把他的意識內化到我們的生活裡面；因此同一件事情便有正、反兩面的問題，而該如何調整這種矛盾便相當重要。蔡龍保的《推動時代的巨輪：日治中期的台灣國有鐵路》，雖然是在說鐵路，但也是在說「時間」的觀念，大家為了搭火車必須注意火車時刻表，因此改變了生活的節奏與脈動，變成是由時間在管理我們的生活。
篠原正己的《芝山巖事件の真相》這本書，則是在說日治時期一群以伊澤修二為首的日本教育家，來台灣推動教育工作，後來卻被台灣人所殺，而地點就在芝山巖。關於日治時期的教育也是今日頗為熱門的一個研究課題，到底日本人是用什麼樣的一種態度與方式來教育台灣殖民地的人民，他們是要把台灣人教育成日本人、還是把台灣人教育成台灣人？ 這與殖民者的思想有什麼樣的關係？ 這在當時日治時代便引起一個很大的爭論。而伊澤修二這群人想要把台灣人教育成日本人，這是好是壞？ 如果我們從現在的觀點來說，會覺得當然是不好的；可是回到當時的台灣人來說，其實是很想得到與日本人一樣的地位，若是不想得到與日本人一樣的地位，就得起來革命；在那種現實情況下，為了爭取和日本人一樣的地位的人就必須完全的日本化，包括使用日本的語言、接受日本的意識型態與觀點。不過當時日本的殖民政策本身也有爭議，有一派就主張採取學習英國的方式，不要把殖民地的人變成英國人，不要讓所有的被殖民者學習英文，只有少數的菁英可以學習，而語言本身就代表帝國殖民主義的權威，會說英語代表了一種權力。可是日本的殖民者就出現不同觀點，像伊澤等人認為台灣既然已經是日本的一部分，就應該要讓台灣人變成日本人，讓他們學習日本話；儘管他們知道最後這些被殖民者會起來要求得到與殖民者相同的地位。果不其然，1920年代台灣的知識份子就要求，台灣人要與日本人一樣想有日本憲法的保障、與政治的自主性。
呂紹理的《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則是以博覽會這個課題來探討在殖民體制底下，台灣如何呈現自己，如何在台灣內部、在日本、或是在國際的博覽會上呈現台灣的意象與身份的認同。博覽會可以說是一個論述，透過展示的方式、物件的方式呈現出來；編碼與解碼的過程就更有彈性、更有開放性，並從這個過程中思索如何從視覺上的文化研究，來呈現當時人的幾種文化行為模式。比如說設計這些展示的人如何定位他的觀眾？ 當時的台灣基本上有三層結構，第一層是日本殖民者、第二層是台灣漢人、第三層是台灣原住民，那殖民統治者在台灣內部他要訴說什麼？ 當他到日本去辦一個台灣的展覽的時候，又要訴求什麼、他要讓日本的殖民母國瞭解什麼？ 如果是到歐洲去、到美國去，那麼台灣總督府又想對這些外國人說什麼？ 這三個層次就不太一樣。比如說清末的中國人看到大阪博覽會的展示中，台灣的漢人被展示出來的樣子幾乎就是中國人的樣子，例如男人留辮子、抽鴉片煙等等，他們就覺得很奇怪，這些明明是中國人的東西怎麼變成日本的殖民地的東西。因此這之間就會出現一些矛盾、尷尬的情況，不同的參觀者會有不同的理解，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文化的身份、文化的認同的問題。因此這個展覽是在說文化身份、文化定位，台灣在特殊情況下，不同層次的主事者會有不同的訴求與呈現方式。例如台灣總督府到日本作展覽的時候，他就很想讓日本人知道總督府在台灣的統治有多成功、台灣的進步有多快，可是實際上日本人對於原住民、對於台灣的奇風異俗、對於台灣的茶葉比較有興趣，而不是總督府將台灣現代化的成果。
[+/-] 繼續閱讀...
[+/-] 只顯示摘要...
本週課程透過影片《跳舞時代》的放映，來說明台灣在殖民現代性下的幾個課題。如同老師所說的，每個人都會用不同的角度來觀看這部影片，但老師只擷取與這堂課相關的幾個面向來討論，而這些面向可能不是原來創作者、或導演所想到的，因此每一位觀眾其實都是創作者。
《跳舞時代》這部片主要圍繞在古倫美亞唱片公司的老闆、歌手、作詞及作曲家等等這些人身上，而背景則是從李坤城對於老唱片的收集。明顯地，這部片給人一種「懷舊」的感覺，但它所懷的「舊」其實是現代性的舊。也就是說1930、40年代的台灣社會，因為殖民現代性帶來了一個很不同的生活的想像，比如說年輕的女孩子對戀愛有很多想像，想要自由戀愛、擺脫傳統的束縛，這種情形就意涵了整個社會結構、社會關係基本的變化。這部片首先便從西化，從交通、電力、自來水廠等這些物質面向來說明這樣的變化。法國詩人波德萊爾的著作《現代生活的畫家》就在描述這種現代性的氛圍，這位畫家就像都市裡面的窺視者、漫遊者，在觀察、窺看都市生活裡面不同時刻所發生的驚奇，在此之中也提示了「現代性」這樣一個抽象的感覺。現代性這個問題，雖然是從物質現代化、從啟蒙理性開始，但最後就變成為人類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並透過美感意識去呈現出來。
這部片子看起來是把過去殖民的那段時間「詩化」了，因為在實際的生活裡面並沒有這麼詩化，殖民主義下的台灣事實上有很多壓迫，很多痛苦的事情隨時在進行著，但這部片從另外一個角度將這個時代「美學化」了。例如李坤城收集老唱片、玩留聲機，這些其實是文化性的活動，也是一個美學性的活動；這些素材是建立在過去的人一種「現代」的東西之上。所以「現代」是每天很不一樣的，「現代」是這個時刻立即就過去的。關於現代性的美學，班雅明就闡述很多什麼是現代性的美感意識，而這部片在相當程度上就展現出一種現代性的美感意識。
現在常常會看到台灣老一輩的人會懷念過去殖民的那段時間，這種懷念過去在某種意義上是有審美的意識在裡面，也就是時代的變遷，流行文化、生活意識的感覺。比如說這部片後來提到唱日本軍歌、神風特攻隊的自殺式攻擊，好像把這些事情美學化、懷舊化了，原本是血淋淋的事情，經過一個創作的過程將其轉化。一般來說，社會學家、經濟學家會很嚴肅、很嚴謹地來看這段時間的轉變，但是文化研究者、藝術家就會用審美的觀點來看這些事情。所以我們在談美學、談文化並不是憑空想像，這背後一定有很多具體的東西，像這部片作為一個文化產品、或藝術作品，它其實探討了工業化的過程，探討殖民、戰爭、現代化、都市、人際關係、甚至科技的變化。此外，這部片在許多方面一直在做對比（contrast)，它在對比過去、對比對生活的認知，比如說在講戀愛的故事的時候、在講跳舞時代這樣一個概念的時候，代表了對生活有一個期待、有一個想像，這在某種意義上是很現代主義的。
所以從這裡大家可以瞭解，現代主義就是跳舞時代，因為跳舞時代代表著未來生活充滿了期待、歡樂、希望，未來的生活一定比現在更好。但是這部片其實有提到，那時還不是一個跳舞時代，但「跳舞時代」這首歌是要呈現出讓每個人對未來有一個期待、有一個美景，而通常現代主義在某種意義上有這樣一個定位。這種定位是說人們都是面向未來的，就像是進化論一樣，人們的動力、人們的生活，或是社會、經濟、科技的進步，人們都相信明天一定會比今天更好，會認為有一個最後可以達到的目標存在。但是後現代的想法就不是這樣，後現代會認為人類的進步會是失控的，人類根本無法掌握未來的發展、無法掌控自己的腳步，例如說人類發明了核子彈，卻無法避免造成恐怖的後果。這部片最後提到戰爭代表了一個美好時代的中斷，而戰爭其實就是資本主義工業化、現代化，尤其是延續著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必然的結果，所以現代性中隱含著自我毀滅的因素。由於現代性本身有這樣一個矛盾，才會有後現代思想的產生。
推薦閱讀：
Charles Baudelaire著（2007）。《現代生活的畫家》（郭宏安譯）。中國：浙江文藝。
Walter Benjamin著（1998）。《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譯自Walter Benjamin Essais，許綺玲譯）。台北市：台灣攝影工作室。
Walter Benjamin著（2002）。《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論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 : Ein Lyriker im Zeitalter des Hochkapitalismus，張旭東、魏文生譯）。台北市：臉譜。
[+/-] 繼續閱讀...
[+/-] 只顯示摘要...
各位同學，今天課堂上放映了紀錄片「跳舞時代」，內容敘述了日治時期由日本人引進的現代西方技術：留聲機與黑膠唱片，漸漸帶動起一股流行音樂風潮與跳舞時尚，對於台灣人生活模式、思想觀念、行為舉止的衝擊與改變，而帶出了台灣的現代性議題。
由於機會難得，老師非常希望透過這部影片聽聽各位的心得與想法，所以請在4/28（一）的時候，繳交1~2000字的書面報告給TA，這將列為平時作業成績，也是對於課堂參與程度的一個評估，請大家務必準時繳交喔！
另外，補充一下今天播放的影片的資訊。經過TA查證，今天播放的影片是公視版本，原本是上、下兩集的節目，這與另一個電影版本的內容可能有些微出入。學校圖書館目前是兩個版本的館藏都有，有興趣的同學可自行再找來看，而今天播放的影片由於是個人收藏，請恕無法轉借給各位同學觀賞。
[+/-] 繼續閱讀...
[+/-] 只顯示摘要...
本週課程是對於台灣文化史的一個回顧，之前曾說過荷蘭、西班牙時期的台灣，接著鄭成功統治、清朝統治，然後就是日本統治，之前也提過日本殖民台灣時帶進來的新的趨勢、西方的思想及其引發的現代性問題。而在1949年國民黨政府來台之後，文化就開始走向國族主義，這時就有許多如國劇、國樂、國畫等國字輩的藝術，都是強調中華民國為主題的民族主義。到了七十年代的時候，台灣一方面籠罩在國族主義之下，另一方面卻也漸漸擺脫國族主義，開始走出另外一條「西化」的路線，稱之為現代主義。一直到當代，比較有後現代的傾向，也就是地方主義、全球化、流行文化、商品文化。從這個角度來看，台灣文化的型態也是很多樣的。老師希望在這整個學期裡面，點點滴滴地給同學們這些印象，讓大家在未來思考問題的時候，有一些概念上的準備。
首先老師從台灣的建築來看文化發展的脈絡，不同時期的建築風格意涵著人們的心態轉變。例如台南孔廟是清代時的建築、是傳統的；台灣博物館代表日本殖民現代性；故宮博物院則是中國的國族主義；而國美館則有現代主義的傾向。以台灣博物館來說，不僅是日治時期裡一個現代性的地標，包括其典藏的內容，例如台灣的動植物、地質、原住民等等，進行一個與傳統時期截然不同的知識性的探索，亦即世界觀的重新建立，這就好像我們從中醫走到西醫，這樣一個型態的轉變。所以台灣博物館從外觀上、從內涵上，都象徵著台灣進入到另一個時代。
在日治時期裡面，日本化與現代化、西化之間是有所矛盾，並有前後期的差別，並不是完全在進行日本化。或許日治初期的日本人也很排斥日本化，因為他們在日本本土就是想擺脫傳統，因此當時受西方教育、有進步思想的日本知識份子就很喜歡到台灣來。從日本人的社會情境來講，來到台灣就好像擺脫了日本傳統的束縛，到了一個新的地方可以發揮一己之長、可以發揮他們對西方文明的想像，並將這些想像運用在台灣，所以早期的台灣可能比日本都還要更加西化、更進步。直到晚期，日本人才因為國族主義、為了強化思想統治，才認為台灣人可以變成日本人。因此日治前後期的矛盾變成為一個問題，當我們在說文化認同、身份認同時，就突顯出日治時期台灣知識份子內心的掙扎，而這些掙扎就表現在許多文學作品中。在這裡是想讓大家瞭解，身份的問題、殖民的問題、現代性的問題、日本的問題、台灣的問題，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有一本書叫《成為日本人》，推薦大家閱讀。
1946年台灣光復，1949年國民黨政府撤退來台，這時便面臨「去日本化」與「再中國化」的問題。因為台灣在日本統治五十年之後，在許多方面已經完全擺脫傳統中國四書五經、孔孟之道等這些核心，而國民黨政府又面臨了一個統治的危機，也就是1949年時國民黨政府失去了在中國大陸的政權，這意味著國民黨也失去了對台灣統治的合法性。這個問題的複雜性在於，有一段時間世界上主要的國家不承認中共，只承認國民黨政府，所以就維持了國民黨政府在台灣的代表性，但是其代表性又不是代表台灣，而是代表整個中國。因此實際的情況與名稱上產生了錯置，國民黨政府實際上不代表整個中國，但名義上卻代表之；因為名義上代表中國，而取得了統治台灣的合法性。也就是說，國民黨在實際上失去對中國的代表性，因此失去對台灣統治的權力。但是戰後日本將台灣歸還給中國，其實是要歸還給當初割讓的清朝，可是因為清朝已經不在了，所以必須還給繼承清朝的政府，而繼承清朝的政府應當是統治大陸政權者，而統治大陸的政權已經在1949年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中華民國了。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蔣介石在那段時間面對國際局勢及國內狀況，都面臨了這個爭論性的議題。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並不是用武力、軍事，而是用文化也就是讓歷經日本統治五十年的台灣人，回過頭來承認自己是中國人，這個事情就解決了。
所以1949年以後，國民黨政府在文化上、教育上都著力很多，甚至是在軍中推動文藝，例如戰鬥文藝，後來更成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委員會，以對抗中共的文化大革命。這些作為好像是在認同到一個大中國，可是如同我們之前所說的，這個大中國其實也是被發明出來的、是想像出來的。因為在大陸、在北京都不見得可以找到這些文化生活的方式。所以台灣稱之為「國樂」的樂種，在大陸並不稱為國樂；我們稱為「國語」的語言，在大陸也不叫國語。英語裡有一個字「super-nationalism」，用超級民族主義來形容這段時間的國民黨政府，在某種意義上可說相當貼切。在這段過程裡面，國民黨政府有兩個目的，先是擺脫日本殖民現代性，尤其是日本文化、日本現代化的身份認同，將這個部分截斷之後接上中國國族主義的脈絡。這就對我們這一代的台灣人產生了一個問題，原本在1895年到1945年之間，台灣的文化藝術領域上有許多人才與作品，但我們卻不知道。
這一種接枝的結果對於後來台灣人的身份認同、文化認同就造成一些問題。以前中國大陸還沒崛起的時候，台灣人都可以宣稱自己是代表中國的，台灣的學者在世界上可以宣稱自己代表中國的文化；可是現在大陸開放了，甚至變成一個大國，中共地位的升起，使得台灣無法再宣稱自己代表中國。所以故宮博物院這一類的文化機構就面臨了問題，所有來參觀故宮的人，不會覺得這些東西是台灣的，而認為那是中華帝國的，也就是1911年以前的中國。從文化研究上來講，當我們針對這些事情進行批判思考的時候，就變得很有意思。我們會去思考對台灣人來說，故宮的存在是要告訴我們什麼，如果是在國民黨政府時代，為了鞏固政治的合法性，它就必須做這種意識型態的教化，但時代已經過去了，到現在故宮無論在政治上、文化上，都變成一個很難定位的東西。比如說台灣的原住民來到故宮的時候，到底故宮要告訴他們什麼，要把他們教育一個什麼樣身份的人，這時故宮這一類的文化機構就被加上一個問號，到底他們扮演的是什麼角色。這是一個很困難的、歷史的問題，無論要不要面對這個問題，台灣還是很自然地在改變，就像之後出現的國美館、北美館與高美館，這三棟建築看起來很相像，但卻很清楚的與日治時代、國民黨政府時代的建築不同，代表了一種現代主義、很制式化的風格，但也逐漸擺脫國族主義的走向。
今日在台灣，已經不需要去對先前的國族主義進行批判、或反省，台灣人很自然地就走出來了，走出台灣自己國家的歷史。例如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如果是在國民黨政府時期，所謂的「傳統藝術」的定位就不一樣；在中國的國族主義底下，這裡面展演的就不會是歌仔戲而是京劇，不是台灣地方的民俗而是整個大中國的各地的民俗。到了現在，台灣也出現很多後現代的建築，例如宜蘭厝、宜蘭礁溪鄉戶政事務所等等，也出現很多零散的、規模小小的博物館。從這段台灣文化史的脈絡，我們可以知道當前的文化課題已經和之前大不相同，我們走向地方化、與產業有關的文化，還有一些新的公民身份認同問題，這些都很值得去思考、去研究。
推薦閱讀：
荊子馨著（2006）。《成為日本人：殖民地台灣與認同政治》（Becoming "Japanese" : Colonial Taiwan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Formation）（鄭力軒譯）。台北市：麥田。（原作2001年出版）
[+/-] 繼續閱讀...
[+/-] 只顯示摘要...
地圖是一種想像的呈現,在早期航海圖裡並沒有國界的標示，而是一幅國與國之間想像出來的地圖...。<
在人類發展的歷史中，人類想克服自然的阻隔，所以發展了許多交通的技術。世界上不同的民族、語言和文化均為大洋、高山、沙漠等自然環境所阻隔，因此發展出許多的差異性。直到15、16世紀，大約與文藝復興、人文主義、中世紀的結束，以及現代性、啟蒙理性開始的同時，西方開始努力的想去探索未知的領域，包括陸地與海洋諸多人類不曾瞭解的地方。因此日本當初來台時，竭盡全力的蒐索台灣的動物、植物，甚至對於無用之物，也要去分類和瞭解其分佈。其實這就是啟蒙思想，即要瞭解未知的事，就必須去偏遠的地方，如北極、南極、太平洋的小島或非洲的內陸，才能直接地瞭解許多風土人情及各民族間的差異、互動及相關性。
因為我們克服了自然界的阻隔，不同的民族與文化才會接觸，但是經由移動的過程會產生兩種不同的結果，一是所謂的敵對關係；相對另一種就是合作和平相處的關係。當地理大發現、殖民主義，或是人類的地理知識均尚未開始之際，其實人們是彼此孤立於自己的空間裡，沒有朋友或是敵人的問題。換句話說，只有當自然界被破除後，才有這些問題的產生。交通技術因工業革命而改進，如帆船變成輪船，馬車變汽車，飛機的發明，一路到現在的電腦網路系統，產生各種形式的資訊交換，這些種種產生的因素，最重要就是人的接觸、溝通和互動。科學技術的推動，其背後最主要的就是啟蒙理性的產生。
早期我們並不在乎地圖，每個國家間也無國界的存在，就像早期航海圖裡就沒有國界的標示，而是一幅想像出來的地圖。在中國的歷史上，只出現過琉球，卻不知道有台灣。中國在1529年以後的地圖中才有台灣的存在，是因為早期這裡只有原住民，並不為世人所知，因此也就不存在於周邊國家的理解和想像裡，自然也不會出現在地圖中。而日本、朝鮮與琉球，它們都是國家，原本就與中國有交流與往來，所以自然會出現在地圖上。因此，一個政治實體的存在，或是外交及朝貢冊封關係的存在，都使人們對於一個國家在地圖裡的位置、空間和大小的想像有所不同。我們從地圖可以看出當時人們世界觀及地理空間的一種想像和思維。也由於資訊的不流通及交通的不便利，地圖的樣貌也可以呈現一種彼此互動和往來的關係，也因而地圖隨著歷史的演變有不同的形貌。
國界對民族國家和現代國家而言是重要的，也象徵著國家力量的存在與否，以及它代表著是現代國家抑或傳統國家。人類在征服整個地球的空間及距離時，同時產生國家意識與民族意識。因此我們可以說，若無空間和距離問題的存在，或是沒有用現代科技去征服或縮小領土，甚至是有效率的到達某地，現代國家是沒有意義的。有些小國家如果無法具有這種控制能力，便不能稱之為現代國家。中國原本並無所謂的現代民族國家的意識，其民族意識的被激發正是受西方砲艦所影響，其背後就是交通科技的進步。所以馬克思曾言，技術是決定政治或是意識型態的一個重要基礎。
地圖上曾經出現由教皇所劃定的兩條明顯界線：Tordesillas及Zaragoza條約界線。Tordesillas線是1494年劃出，橫過巴西南美洲，這與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有關，但是當時並不清楚美洲有多大，卻劃出了這樣一條線，主要是界分出西班牙與葡萄牙航海的勢力範圍；而另一條Zaragoza線通過了澳洲東部及太平洋，是1526年劃出，與1522年的麥哲倫環繞全球有關。從另一個面向來思考，對於無法跨越的地方，是不需要界限的，就是因為能跨越，才會有界限的產生。
以前的中國是以文化認知來分彼此，但是近代世界當空間的距離被克服時，不再是用文化的程度來劃分彼此，而是用政治、國家或人民組織化的力量來對抗彼此。此時的文化便是一種工具，用來強化身份的認同和彼此的對談。歐洲的內陸在18世紀前，民族主義尚未形成的大航海時代，各國國界並不清楚。原由天主教國家如西班牙、葡萄牙等海權強國所形塑的世界觀和全球的勢力範圍，在荷蘭成為航海強國之後，做為新教國家的荷蘭就必須去面對和挑戰原本的天主教世界，一個為教皇所定義的世界觀。
為此，荷蘭學者Grotius用觀念和法律提出了海洋自由論的觀點，始創海權論。他強調海洋不屬於任何人，大家均可使用海洋做為自己的航路，教皇不能自己劃兩條線，就限制荷蘭人在世界各地的活動。藉此，Grotius重新定義了國家的主權和力量。荷蘭人口少，甚至不到臺北市人口的一半，但是其船隻與領土卻已遍及全世界，掌握了世界大半的航路與殖民地，靠的就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還有企業經營管理的技術。
16世界開始的大航海時代，臺灣也順勢捲入了世界的舞台和網絡中。西方國家一直對於日本盛產的銅銀與東南亞香料的追求有著強大的欲望，因此在此航路上的商業交易和貿易往來相當熱絡。臺灣做為日本(金銀島)與香料群島之居間位置，台南的熱蘭遮城自然成為重要的商業港口。
從荷蘭來看臺灣，荷蘭曾於17世紀時統治臺灣南部的熱蘭遮城，之後又趕走佔領北部的西班牙人。荷蘭取代西班牙成為世界海上強國之前，強權爭奪的結果，就已在臺灣上演。我們也可以說，從臺灣的歷史，似乎能窺見世界強權發展的走向。荷蘭曾受西班牙的侵略和佔領，但是他們堅守維護自己宗教自由與國家體制的理念，最終將西班牙趕出荷蘭。
我們前面說高科技克服了自然的屏障，使地球空間在想像上縮小（the distance is killed），時間的高速縮短了空間的矩離，這是全球化理念的進展。荷蘭與東印度公司的往來資訊和人員貨物，經常往返於阿姆斯特丹與熱蘭遮城之間。而西班牙人循麥哲倫的航海路線，經美洲越過太平洋到菲律賓、馬尼拉，再北到臺灣的基隆和淡水。因此17世紀的臺灣扮演了東西御接的角色，成為全球化理念中的一個重要地位。
[+/-] 繼續閱讀...
[+/-] 只顯示摘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