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學們, 你們知道現代性真正的起源和內涵嗎?
本週老師的課程內容可以讓我們追本溯源地瞭解"現代性", 探究構成現代性的DNA. 唯有深刻地瞭解現代性精神的本質，才能真正知道現代性的正、反兩面。否則如何能夠體會傅柯所說的”Iron Cage”真正的涵意？
現代性的本質，就是要有瞭解客觀世界的欲望和企圖，這是現代性最大的特質。走過現代性的過程，才能跨入後現代。然而要走到後現代的階段，必須先要擺脫蒙昧及人沒有主體性的時代，要擺脫上帝及風水，否則就會如同在中世紀或者像是中國明清朝時期的狀況。今天的主題將從這個與資本主義體制談起。
何謂資本主義？資本家很會賺錢的能力就如學者很會做研究一樣，無論是資本家或是學者還是其他類似的角色，他們都有一個共通性，即管理自己的事都具有嚴謹的邏輯思考，及有效率的事物處理。這種特質在每種行業或身份都一樣，這是一種做事情的方法、一種價值觀和一種態度。這種價值觀和態度的由來是我們今天要談的課題，也希望同學能將其內化成為自己價值觀的一部份，甚至以此做為衡量自己是否已跨過現代性的一個標準。
在矢內原忠雄的《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一書中論及，日本人將資本主義帶入台灣，並且開發台灣，而所產生的種種現象。無論在思想上或是學術上，人類為何要發展成資本主義？為何人要成為資本家，賺這麼多錢？原因從何而來？所謂資本家就是對賺錢永遠不會滿足，不會因為有了足夠的錢而停止賺錢，如王永慶，他雖萬貫家財，卻從不停止賺錢，這就是真正資本家的精神。但為何資本主義不會在中國社會發生？根據我以前的研究來看，傳統的中國商人一但賺足了錢，他就滿足了，也不再辛苦努力的工作，而且開始改行。所謂改行，可能就是去唸書考功名，即使他自己不去唸書，也會讓下一代去唸，這就是轉業。因為一旦考上，便會轉入官場，不再從事之前努力累積的事業，企業因此而崩潰。所以中國人常常富不過三代。
這是一部分的理由，因為「不延續」就不是資本家的精神。換句話說，資本家的「天職」就是賺錢，而「天職」英文為「calling」。17世紀新英格蘭移民到美國時，他們用「calling」來表示工作或職業之意，而不是我們現在使用的“job”或“occupation”。因為他們認為工作為上帝的召喚，是祂給的職務，這是一份天職。既然是上帝所指定，就是一份無法迴避的工作；既是天職，就必須全心投入。有人問為何中國社會不進步或是中國為何沒有工業革命？為何西方有那麼多的科學家和學問家？差別就在對自己工作的看法和認知！
中國人認為工作賺錢只為滿足生活所需，但這不是天職。在這種觀念下，永遠無法進入資本主義的體系及現代社會和體制裡。所以我們說傳統中國無法出現偉大的資本家和科學家，因為我們對職業與工作的看法與西方不同。回頭來看，如果西方沒有上述「天職」的觀念，資本主義和現代社會是無法建立起來的。
資本主義的源頭不是從馬克思的理論開始，而是要從宗教來看。韋伯（Max Weber）認為資本主義的起源乃來自於對上帝無條件的信仰，若非有對上帝的信仰及天職的觀念，企業家的精神、資本主義的體制及科學啟蒙的成果均無法建立。為何是上帝？在西方人心中，生命的目標及人生的意義均在上帝手裡，唯有上帝才能管理大家，令人信服。人唯有在這種虔誠的信仰中，超體的外力下，控制和逼迫自己全心全力地投入，揭盡地發揮所能，義無反顧的在工作上往前衝。這種動力的來源未曾出現在中國人的社會中，賺錢的目的只為世俗的榮耀及光宗耀祖。
韋伯在《新教論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提到，藉由對上帝的信仰，人們做任何事情時，都認為是上帝的召喚及安排。這令他們感到安心，甘心接受安排，樂意去做，並會努力去完成。也唯有如此他們才有得救的希望。在這種信仰中，人們時時刻刻都會自我警惕，唯恐上帝不滿意自己的表現。所以傅科才會提出自我監視及自己規訓的看法。而這種歡念就是從清教徒的思想而來。
因為不滿天主教的官僚、體制化和虛假所發生的宗教改革運動，而新教倫理便是來自於宗教改革的一種新思想。他們認為應回到上帝的真實信仰，上帝面前是不分種族和階級的，強調上帝之前人人平等。人是否能因努力得救，這是不得而知的，但如果不努力，卻是一定無法得救。就是因為人們不知道自己要多麼努力才能獲得上帝的救贖，所以人的一生都是在戰戰競競的狀態，認為自己如果不努力就連一點得救的機會都沒有。這是一種很強的驅迫力量。
以台灣為例，以前荷蘭東印度公司到台南安平來建立商館，荷蘭人遠從歐洲來此，每天認真的做生意賺錢，認真地工作，也認真的做記錄，完成了資料詳盡的「熱蘭遮城日誌」。而西班牙人在台灣只留下了少量的記錄，比較起來，就不難發現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做事情的方式有其大相逕庭之處。這也能理解為何後來崛起的荷蘭人能夠打敗西班牙人，並取而代之。這代表著資本主義的啟蒙、現代社會的進步、代表著中世紀的結束。
航海探險有著許多的風險，若非藉著對上帝的信仰和寄託，怎麼有勇氣去面對這諸多未可知的危險。無論是對學業的追求、對事業的推動、對地理的探險及傳教的推展，甚至可能失去生命，如果沒有這樣的動力，都是很難做得到的。而中國人遠渡重洋到海外發展，並不是因為宗教的因素，而是為了其子孫或其他原因，所以他們並不會去從事冒險和具實驗性的工作。從這點看，中西方人的確有很大的不同。
台灣不同於中國社會，因為我們有學習到資本主義的精神，但這精神不在信仰上，而是清教徒做事的方式和嚴謹的紀律。我們有資本主義和工作倫理，也有職業的精神，但這是經過長時間從制度上和周邊社會內化而來，所以我們內化的是早期清教徒思想，是沒有上帝信仰的清教徒。
資本主義的起源是先有新教倫理，才能逼出資本主義的體制。所以資本主義的精神是結果，新教倫理是它的原因。等到資本主義啟動後，可以說不再需要新教倫理，，而西方的資本家仍一直致力於賺錢。這就像火箭一旦推出後，便有動力自己往前運行了。可是對清教徒而言，賺錢不是為了享受，而是要實踐上帝的意志。他們不能隨意去花費錢財，因為上帝是不容許人在世間享樂，應該要像奴隸一般繼續工作賺錢，即使賺了錢，也要供奉給上帝。這就是企業家的精神，因此企業的版圖不會因為賺足了錢而停止。反之，他就不是企業家或資本主義了。
我們可以說現代性是來自清教徒的思想，來自要擺脫中世紀傳統的束縛。所以現代性不是物質的現代化，例如日本統治台灣時所做的一切現代化設施，這些都是結果，但我們要探討的是，為何這些事會發生？是如何發生？上述所談到發生的過程，其實都是由倫理的、抽象的精神和價值觀在後面推動。如果沒有這種精神和價值觀，是無法展現後來的物質成果。
如果將現代性拋開新教倫理的部分，它是理性的、有效率的和邏輯思考的。因此，人在日常生活裡變成一個有規律而且完全能自我掌握，進而成為善於管理的人，如家庭的管理、公司的管理，以及處理自我工作範圍內的事。最後進而治理國家，管理企業…等，管理所有現代生活所必要之事。但是如果沒有這種清教徒的思想和精神，紀律容易喪失，往往就會有大大小小差錯和失誤的發生。
現代性有其精神的一面和非精神的一面。非精神的部分像是體制的建立，包括各種組織、管理制度…等，有了這些，才能產生物質的東西。在具體的事務上，如都市的規劃與建設，交通、產業等建設，都是一樣。因此我們談現代化時，就是要瞭解這核心的價值，否則只知道表面的物質關係，是很難建立真正現代性的概念。
回到當代社會，有人反對直接去談後現代的問題，原因就在我們仍尚未跨過現代的過程。現代若只是因外力的推化而達到表面的物質現代化，而非是內化的程度，是不能稱為達到現代社會。無論在世界觀、知識啟蒙、職業倫理、有效管理，甚至是守法的觀念上都尚未達到現代性的程度，如何去論後現代？
唯有深刻地瞭解現代性精神的本質，才能真正知道現代性正、反兩面的部分。現代性所造成的問題，例如緊繃的氛圍和自我壓抑的力量，這是屬於負面的部分。如果沒有進入這樣的境界，如何能夠體會傅柯所說的”Iron Cage”真正的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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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學，
很高興大家一起在陳老師既深邃又貼近生活的講授中度過了大半學期，
為了在學期尾聲能夠更加瞭解各位的學習心得，
下週一(05/19)開始，本門課的點名方式有重大變更，
將以「回饋單」的方式取代之前的簽名！！！
請各位同學在上課前向TA索取「回饋單」，
回饋單之內容可針對老師講授內容或是同學報告給予回應，
無論是感想、質疑、問題、或啟發都可以，
請踴躍發表你在課程進行中的任何想法，
並於課後交給TA，切記不得延後繳交！
這些將作為期末對於課堂參與程度的評量，
請各位同學多加留意！
另外，大家不要忘了還有一個至少5000字的期末報告喔！
關於期末報告題目的選擇，
除了如同之前說的，可以就本學期各主題任選一有興趣者加以探討，
或是各組可以就期中報告繼續延伸，
以個人報告或小組報告方式繳交，
但是一組若有兩人，字數請自動加到10000字以上喔！
若有相關問題，請洽兩位TA，
祝各位期末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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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授課內容是以之前同學所報告的「文化觀光」為主題，探討現代性與後現代的區別、及當代的消費文化、符號再現，和一些美學的課題。
首先老師說到，一般人好像都喜歡問「為什麼」，這是一種因果關係(causal relation)的思考邏輯，也是一種「線型思考」，就像時間一樣是線型的，認為前面一刻發生的事情會影響下一刻發生的事情。這樣的思考邏輯反映在很多事情上，而「現代性」就是這種線性的思考模式。現代性一直認為下一步會更好、對下一步會有更強烈的追求，所以我們始終都在追求、是未來取向的。這樣一來，我們可能會認為未來人類可以控制這個世界、未來人類可以控制自己的身體、未來人類可以透過醫學來延長壽命，甚至讓這個世界更美好等等，因此現代性有這樣一種終極的期待、終極的美好想像在那邊，而其道理就是來自於線型思考。但實際上又不是這樣，因為還有一個「空間的」因素，空間可以說是與時間相對，它就是沒有時間的、它就是「當下的」。這樣看來，那就是美學的、視覺的，而所有這些東西加起來，我們就說這是「後現代的」；以時間和空間來區隔現代性與後現代，雖然並不是這麼精準，但這是一個思考的大方向。
回到「文化觀光」這個課題上，以前「觀光」並不是我們的基本需求(subsistence)，不是我們生理上必須的東西，比如說沒吃飯會肚子餓，肚子餓人可能會死掉。就因為觀光不是基本需求，所以以前在經濟上、在生活上，它就邊緣的、不重要的。可是今非昔比，我們已經被替換過來了；現在許多國家的經濟都相當依賴觀光，比如說政府都希望觀光客倍增、希望創造更多觀光產值等等，這說明了「觀光」已經變成是一個很實質(substantial)的事情，它意味著帶來很多的錢、帶來很多經濟的發展、帶來很多物質的流通。這種現象源於台灣已經變成是一個富裕的國家，所謂的「富裕」意指不再像二次戰後初期的台灣，每個人都為五斗米折腰；但現在台灣變成富裕社會，人們甚至還會挑食，因此整個社會已經倒轉過來，基本需求變成是邊緣性的、是可有可無的。我們現在普遍不再為了溫飽忙碌奔波，而反過來有很多時間可以用在其他事情上面，我們多出很多時間必須消費(consume)掉，所以像是看電影、看電視、上街逛逛、出國旅遊等等，這些文化性、娛樂性的消費，對我們越來越重要，這與傳統的社會已經不一樣了。如果我們不把觀光視為一種後現代的現象，不把它看成是空間、視覺、美感、或者是符號的消費，帶來對於一個國家、地方的經濟產生的影響，可能就無法理解這些事情。我們常說現在是文化的時代，這其實是說現在是觀光的時代、旅遊的時代、遊樂的時代，如此一來「觀光」的範圍就變得很廣。比如說鹽水蜂炮、媽祖進香、到百貨公司購物、到鄉村去品嚐美食、到國外自助旅行等等，這些通通都是廣義的觀光的一環。因此現代與後現代的區分也可以如此來看，甚至也可以用其他的名詞替代，但這種客觀的現象狀態是存在的。
那麼「觀光」的本質是什麼？ 以台北101放煙火來說，觀光的本質就是視覺的、是一個奇觀(spectacle)，我們是在看這些奇觀，包括煙火、寺廟、節慶、旅行等等這些都是。當然奇觀有各種形式，我們不一定都覺得它美，但如果真正去理解美學的時候，它可能就是一個奇觀、一個符號、一個驚奇。比方說很多當代藝術家的作品，可能很難用傳統的美學去欣賞，我們可能會看不懂，它可能是很醜的、很恐怖的、甚至是令人嫌惡的；這些作品已經無法再用傳統的美學去理解，但它還是藝術、還是美學所研究的對象。因此我們要從兩端去把這個問題解放開來，其中一端是說我們從傳統的現代性的生活裡面，慢慢地轉變成符號化、視覺化，而這些就是美學，文化就是美學、符號就是美學、象徵就是美學，我們說現在是美學的時代，就是說現在是文化的時代、符號的時代；文化產業其實就是美學的產業，觀光、旅遊的經濟其實就是美學的經濟。而另外一端原本認為是精緻藝術(fine arts)的部分，它已經放棄了傳統的美感、美的認知的部分，然後走向思想、走向批判、走向符號與象徵。所以這兩端就會合起來了，從一端一般生活的符號的提升，與另一端傳統的美學、精緻藝術的部分降下來，這兩端會合起來構成了後現代生活的景象。所謂的美學已經不再侷限於原來純藝術的領域，它已經滲透到我們生活的每一個環節裡面，我們現在活在一個美學的時代，如果沒有美學的要素的話可能很難生活。例如一個名牌的手提包，它的功能與路邊攤賣的手提包的功能一樣，可是名牌的手提包可能要價十萬元，所以我重要的不是在它的功能，其中有九萬九千九百元都是花在它的「牌子」上面。「牌子」(brand)就是一個符號、一個身份、一個價值，名牌手提包的價值就於它的符號，符號的生產已經取代了以往實質的生產，已經變成是一種符號的經濟。如此把我們的生活這樣解析開來後，會發現我們已經被「淘空」了，淘空的意思是說我們已經不是實質的存在，我們生存的重點已經不在於維持肉體的本身的延續，而是在於人本身之外的東西，也就是象徵性、符號性的東西。所以我們是活在一個文化美學的時代、或在一個符號的時代，只有從這樣的一個狀態的面向上來思考，我們才有辦法回來看現在在做什麼，我們的價值觀、我們的社會關係以及我們的未來，它的特質是在哪一個地方。
用上面的角度回來看同學們的報告時，我們可能會覺得自然景觀這看似實質的東西是不存在的，是因為我們賦予它一個意義，是我們的生活模式、價值觀、社會關係，我們的後現代的現象賦予它新的意義，才因此產生價值、價格，產生經濟與收入。比如說原住民部落的房子成為觀光客凝視(gaze)的對象，觀光產業就是依靠這些對於景觀的凝視；當我們在用眼睛去看這些東西的時候，就是在消費，因此凝視與消費這兩件事是連在一起的。所以觀光產業的本質就是在「凝視」，而凝視就是一個經濟活動、就是一個消費、就是觀光客透過凝視滿足看的慾望，就像吃飯在滿足口腹之慾一樣。但觀光產業還有一個特質，其經濟活動並不直接發生在「凝視」身上，但「凝視」卻是這些經濟活動發生的原因。所以當我們去參加藝術節、去國外看文化遺產，這些活動所產生的經濟價值不在於活動、或文化遺產本身，而是它周邊的交通、旅館、餐廳，這些東西就會成為當地產業的支柱，例如京都有很多寺廟，而京都旁邊的許多產業都是依賴來看這些寺廟的觀光客；換言之，京都的居民很多都是依靠這些寺廟在維持生計。而這些產業的體系就相當龐大，整合度也很高，與從前農民生產多少稻米就能換得多少金錢的性質已大不相同。因此現在的經濟活動裡面有很多落差，就像是一個大機器一樣，如果沒有將這些落差加以調整，使得每一個環節都能連結得很好，這個經濟循環就無法良好實現；可是這需要很高度的技術、很強的組織能力。
至於同學們所說的原住民部落因為觀光進來後所產生的改變，其實早期原住民也是拒絕被「凝視」、被觀看的，但到後來他們也慢慢接受這種後現代的狀態，反而是利用這些觀光產業來維持他們的生計。可是這些原住民的觀光活動就不會是真實性的，它已經跟原住民原來生活的本質不一樣了，當他們在展現「原住民的文化」的時候，這本身就是一個創作的活動，已經沒有其本真性、沒有原創性；因為那些屬於原住民本真性的東西，早就一去不復返了。不過當這種創造過了頭的時候，就會引起一些人的質疑與批評。比如說阿美族的舞蹈，很多舞蹈可能原本是沒有的，或者也不是要跳給外面的人看的；那些原本是族群內部祭祀、儀式的性質，而不是觀光的性質。但觀光進來之後，就把它的整個性質都轉換了，我們現在看到的東西，都是重新被製造(fabricated)出來的。Fabricated這件事情就像生產一樣是要不斷進行的，而且不斷地要更新、要有創意；因此生產也不是複製，就算是複製也會因為從事複製者的不同，而有不同面貌出現。本真性因此成為一個問題，現在觀光客都會想看到真正的賽夏族矮靈祭、正宗的布農族八部合音，可是這是不可能的；現在這些祭儀已經是為了滿足觀光客而進行，是在服務一個完全不同的功能，如果我們還在期待要看到最真實的東西，就變得是在自己欺矇自己，或者是自己在做一件本質上就無法達到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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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老師以同學所報告有關溪洲部落的課題來做回應，並以之帶入今天的主題—現代性。
溪洲部落屬於都市原住民，他們居住於新店溪沿岸，後來因為台北縣政府以要整治碧潭河畔為由，計劃將之遷往三峽「隆恩埔原住民臨時安置所」。同學問：他們搬到新住所也面臨許多問題，為何政府要他們搬？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一個課題，即生活本身，這是實際生活的狀態，無論是原住民、漢人，甚至是世界上其他民族都一樣。另外就是政治、行政和發展，這些都與現代有關，是「現代性」的問題。
「現代」是一種秩序，也是命令，也就是使所有事都能按步就班，這種命令是一種強制的力量，因此我們說政府的權力也是這種涵意。然而，秩序是好還是不好？政府在社會上所行使的種種公權力，也是一種”壓迫”，就像要求溪洲部落強制遷移一樣，其背後的問題都在”秩序”。如果我們要秩序，就必須犧牲自由，這與被壓迫與否無關，其本身就是一種矛盾。
我們從一開始懂得認知，無論是語言的認知、分類的認知、對生活秩序的認知，腦中對世界的認知分類，都是一種秩序。透過建立秩序的過程來做區別辨識，形塑世界觀。世界觀和知識建立的過程，就是分類，分類就是建立秩序。所以，沒有分類就沒有認識，沒有認知就沒有世界觀，沒有知識就沒有啟蒙，也沒有理性。因此，理性、知識與啟蒙就是來自分類。無論知識、世界觀，甚至政治思想管理，或是國家政府的體制，都是用啟蒙理性的知識觀來治理國家、處理生活事務及社會事務。所以我們認識現代國家是啟蒙理性的一個成果或發展的必然結局。
以前日本政府來台灣後所建立的衛生制度、警察制度…等，就是為了要建立台灣人民按步就班的習慣，而生活有了秩序，便能產生乾淨與文明的社會。在現代國家裡，火車是一種守時的象徵，而守時也具有秩序和文明的意涵。要成為有秩序和文明的人，不僅要別人來管你，自己也要能管理自己和監督自己。因此傅科才會提出”iron cage”的概念。自己要能從日常作息到倫理思想，即使無人監視的情況下，也能遵循規範，自我約束和監視。
監視自己就是規訓自己，這是文明的本質，是人類進步的本質。「現代性」就是進步，就是要有秩序，以及很多的體制和規定。其實我們所說的教育就是規訓，而我們卻一直批判規訓，而不批判教育。按理我們也應當批判父母對子女規訓。小孩有自己的天性，而父母對小孩的教育卻是以規範、訓練來形塑孩子的習慣及思維。
現代國家是資本主義的一部分，沒有資本主義就沒有現代國家，連火車都沒有，所以這不只是政治，也是經濟的事，經濟與政治二者是分不開的。我們一直希望經濟能夠成長、股票上漲，這些都需要讓資本主義發達，要達到這個目標，就必須用政府的力量來推動資本主義，使經濟與政治結合在一起。基本上，政治與資本主義是互相交纏在一起的，唯一的分別就是這兩者的走向不同。
如果你不贊成溪洲部落遷移，那麼就不會容許工業區的發展。美國前副總統高爾針對全球暖化的問題批判政府與資本家，因為地球暖化是現代性的後果，如核能發電等，我們擔當不起其後果，所以無論是政府，還是所有人民都應停止這種狀況，但是卻又無能為力。現代性可說是邁向死亡的通路，而後現代便是希望從現代性中找出一條解決的路，或許不是最好的路，但現在是不一定能做到的。
馬克思說現代國家是專有名詞，專指民主國家。現代國家要能具有掌控能力，政府要能掌握疆域，以呈現現代國家的控制力。國家如不具控制力，就不能維持秩序，生活就無法安全，國家就不能進步。民主國家是有一中心控制，中央極權化的政府，現代國家是壓迫的來源，所有規訓的來源。當我們批判溪洲部落時，其實就等於批判國家。
任何國家都無法將”現代國家”的中央極權政府予以顛覆或改變，因為當它改變時，就等於改變現代性。表面看似簡單的道理，但是卻是難以處理的課題，其徵節點是本質性的，在於我們都在此情境中，無法脫離存在。無論是在學校或是在社會上，我們到處都會面臨現代性的問題，只是程度不一。
當我們在學習、思考或創作時，都會嚐試”解放”，解放現代性的桎梏。我們如何從被規訓的情境下解放，不再被殖民，不再無意識的自我監視，不再悲慘的活在監獄之中。馬克思．韋伯認為現代人是活在”iron Cage”（鐵牢）之中，而鐵牢就是現代國家，是啟蒙的和理性的。因為現代化的基礎是理性的，資本主義的基礎是啟蒙的，是人類想控制這個世界的表現，所以鐵牢是在我們的思想和認知中，是由分類和秩序所建立出來的。
我提出對現代性反思，並不是要提出解決之道，因為我們都身處於現代，是無力去處理的，主要是希望同學能夠深刻的去理解和體會自身所處的社會情境和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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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親愛的同學
由於老師課程進度有所調整,同學們口頭報告的日期也隨之變動,請尚未報告的組別注意!!
05.05 邱雅貞,李怡慧,周憶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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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2 鄭安齊,莊依琪,劉玗／譚家欣,蔡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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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9 林士傑,蔡旭清,陳怡勳／陳英豪,蔡佳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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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6 江尚峰,杜季全,劉邦耀／黃琬瑄,王連晟,魏子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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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2 張米利,吳純瑜／牛俊強,葉廷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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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9 楊惠雯,吳紋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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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老師在課堂上介紹一些日治時期的相關書籍及其意涵，與之前說過的殖民現代性、啟蒙世界觀等課題相互呼應。
首先是幾本日治時期的日本學者寫的書，例如伊能嘉矩的《平埔族調查旅行》、鳥居龍藏的《探險台灣》、森丑之助的《生番行腳》，這些探險、調查的書說明了日本人來到台灣之後，開始用現代的眼光來看台灣這塊土地，也就是一種比較理性的、啟蒙主義的看法。上述三位日本學者主要在研究台灣的原住民，比較屬於民間的一些學術工作者，他們憑藉著自己的興趣來到台灣研究，甚至是到當時還很危險的山地探險，之後再將成果發表在日本的一些學會雜誌上；反倒是在日本內地學院裡的學者不一定會作這樣的探險調查。老師提到這些，主要是想說明當時的情況就類似於西方的啟蒙時代，並不是完全由體制化的學術機構來從事研究，有許多需要冒險的研究反而是由那些比較邊緣的研究者所達成。而「學會」顯得相當重要，組成學會的會員來自四面八方的研究者，透過學會的書報雜誌公布他們的想法與發現；在當時交通不甚便利的年代，這些學會的出版物是讓學術訊息流通的一個重要方式。這種學術發展的情況對比於清末民初的中國，就顯現出重要的意義，台灣在這段時間就像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的歐洲一樣，正值啟蒙思想的開始。台灣原住民研究的第一階段是由伊能嘉矩等三人所建立，第二階段則是由《台灣百年曙光》作者之一的移川子之藏，於1928年在台北帝國大學（現台灣大學）設立了「土俗人種學講座」（現台大人類學系）之後，由移川和他的助理宮本延人、學生馬淵東一，三人建立了第二階段比較體制化的研究。
《後藤新平傳》的主角則是日治時期的民政局長，由於他曾經留學德國學習公共衛生，來台之後便以衛生學的角度治理台灣。所謂的國家衛生學對台灣而言有兩個意涵，一個是具體的衛生、一個是抽象的衛生。「衛生」是為了讓人的身體強壯、生理機能運作更好，這是具體的衛生；而國家也是一種生物、社會也是一種有機體，為了讓它運作的更好就需要「衛生」，這就是抽象的衛生的一種比喻。日本來到台灣之後，有一個目標就是要讓台灣變得乾淨，但是變得乾淨意味著要接受「規訓」、自我約束。「規訓」不是說不守規矩就要接受上面的處罰，而說要自我規訓，自己管理好自己。早期在說啟蒙、文明的時候，其意涵是說如何成為一個有文明的人，就是生活要有紀律、要勤勞，因此文明的指標就是一種自我規訓的能力。如同之前說過的文明與自然的分別，比如說嬰兒一生出來就是野生的，如果沒有經過教養就不會有紀律，也就是「文化」的過程，透過人為的方式去改變本質、改變自然。因此當我們在說文明程度的高低的時候，通常是在說人為的、人工的部分是否高於自然的部分，文明化也就是遠離野蠻的、自然的狀態，把它改變成我們想像中的美好的部分。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個人是一回事、整體又是另一回事，而整體就是「管理」(management)的問題，所以國家衛生學其實是管理的問題。
日治時期管理的方式主要是透過「警察」(policeman)，與今日的警察意義不同。日治時期的警察代表所有的權力，警察的管理甚至包括個人的衛生；警察等於是一個小地方、小村莊裡面殖民地總督的代理人，執行統治者對於文化、教育、衛生、思想到生活習慣等等的想法，權力很大。這種典型的「警察國家」日後備受批評，而這些觀念就是來自於後藤新平。他為了改善台灣髒亂、不衛生的情況，進行都市計畫、建下水道、透過教育改善人們的生活習慣等等，所以台灣的傳染病很快就消失了。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清末時被割讓的香港與台灣，分別在英國與日本的殖民下，生活與傳統中國有了很大不同。雖然英國的統治方式與日本有些不同，但是都一樣強調紀律、衛生、守法，而且強制性的力量很強。久而久之，被殖民的人們已經內化了這些價值觀，因此當1949年國民黨政府率軍來台的時候，台灣人會發現兩邊的生活的差異，後來也造成許多嚴重的衝突。
而吳政憲的《台灣來電：近代能源開發的故事》，是在描述台灣電力的開發，隨著發電廠的建立，讓台灣很快地進入現代化。董宜秋的《帝國與便所：日治時期台灣便所興建及污物處理 》，從人對於排泄的規範的養成，帶出了人如何控制自己的生理以及衛生的問題。這就是Foucault所說的「治理性」(governmentality)，這不只是在講政府的問題，也是在講每個人都有一個政府的治理的狀態。也就是說，近代世界中國家的治理不是每天透過法律、警察來治理，而是由每個人自己來治理自己，因此治理性意味著最後要把政府的理想、政府的走向文明的概念內化為自己的價值。這之間有一個矛盾，之前我們說文明的指標就是在於人能管理自己，可是當這種治理性過度發展的時候，變成是國家、統治者把他的意識內化到我們的生活裡面；因此同一件事情便有正、反兩面的問題，而該如何調整這種矛盾便相當重要。蔡龍保的《推動時代的巨輪：日治中期的台灣國有鐵路》，雖然是在說鐵路，但也是在說「時間」的觀念，大家為了搭火車必須注意火車時刻表，因此改變了生活的節奏與脈動，變成是由時間在管理我們的生活。
篠原正己的《芝山巖事件の真相》這本書，則是在說日治時期一群以伊澤修二為首的日本教育家，來台灣推動教育工作，後來卻被台灣人所殺，而地點就在芝山巖。關於日治時期的教育也是今日頗為熱門的一個研究課題，到底日本人是用什麼樣的一種態度與方式來教育台灣殖民地的人民，他們是要把台灣人教育成日本人、還是把台灣人教育成台灣人？ 這與殖民者的思想有什麼樣的關係？ 這在當時日治時代便引起一個很大的爭論。而伊澤修二這群人想要把台灣人教育成日本人，這是好是壞？ 如果我們從現在的觀點來說，會覺得當然是不好的；可是回到當時的台灣人來說，其實是很想得到與日本人一樣的地位，若是不想得到與日本人一樣的地位，就得起來革命；在那種現實情況下，為了爭取和日本人一樣的地位的人就必須完全的日本化，包括使用日本的語言、接受日本的意識型態與觀點。不過當時日本的殖民政策本身也有爭議，有一派就主張採取學習英國的方式，不要把殖民地的人變成英國人，不要讓所有的被殖民者學習英文，只有少數的菁英可以學習，而語言本身就代表帝國殖民主義的權威，會說英語代表了一種權力。可是日本的殖民者就出現不同觀點，像伊澤等人認為台灣既然已經是日本的一部分，就應該要讓台灣人變成日本人，讓他們學習日本話；儘管他們知道最後這些被殖民者會起來要求得到與殖民者相同的地位。果不其然，1920年代台灣的知識份子就要求，台灣人要與日本人一樣想有日本憲法的保障、與政治的自主性。
呂紹理的《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則是以博覽會這個課題來探討在殖民體制底下，台灣如何呈現自己，如何在台灣內部、在日本、或是在國際的博覽會上呈現台灣的意象與身份的認同。博覽會可以說是一個論述，透過展示的方式、物件的方式呈現出來；編碼與解碼的過程就更有彈性、更有開放性，並從這個過程中思索如何從視覺上的文化研究，來呈現當時人的幾種文化行為模式。比如說設計這些展示的人如何定位他的觀眾？ 當時的台灣基本上有三層結構，第一層是日本殖民者、第二層是台灣漢人、第三層是台灣原住民，那殖民統治者在台灣內部他要訴說什麼？ 當他到日本去辦一個台灣的展覽的時候，又要訴求什麼、他要讓日本的殖民母國瞭解什麼？ 如果是到歐洲去、到美國去，那麼台灣總督府又想對這些外國人說什麼？ 這三個層次就不太一樣。比如說清末的中國人看到大阪博覽會的展示中，台灣的漢人被展示出來的樣子幾乎就是中國人的樣子，例如男人留辮子、抽鴉片煙等等，他們就覺得很奇怪，這些明明是中國人的東西怎麼變成日本的殖民地的東西。因此這之間就會出現一些矛盾、尷尬的情況，不同的參觀者會有不同的理解，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文化的身份、文化的認同的問題。因此這個展覽是在說文化身份、文化定位，台灣在特殊情況下，不同層次的主事者會有不同的訴求與呈現方式。例如台灣總督府到日本作展覽的時候，他就很想讓日本人知道總督府在台灣的統治有多成功、台灣的進步有多快，可是實際上日本人對於原住民、對於台灣的奇風異俗、對於台灣的茶葉比較有興趣，而不是總督府將台灣現代化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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